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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“7村民‘敲诈政府’背后拆迁乱局”追踪
    发布者:烟台律师刘昌辉     发布时间:2011-06-04

    “7村民‘敲诈政府’背后拆迁乱局”追踪

    7村民“敲诈政府”案检方撤诉
    检方认定7人不构成敲诈勒索罪;河北张家口涉事村民准备提出国家赔偿申请

     

      河北张家口7村民“敲诈政府”案有了最终结果:贾文等日前收到崇礼县检察院《不起诉决定书》,检方认定7人不构成敲诈勒索罪,作出绝对不起诉决定。

      7村民被指策划假上访

      两年前,因被指控组织村民假上访,给政府施压“多领”60余万补偿款,贾文等7人被诉“敲诈勒索政府”。

      据崇礼县检察院2010年1月8日的起诉书:2007年10月中旬,张家口市塞北管理区“蒙牛现代牧业养殖基地”施工期间,拆除管理区前新房村村标,贾文等借此事纠集前新房村村民手持铁锹闯入施工现场,强行阻止施工,同时,贾文等还鼓动、策划、组织村民上访给管理区施加压力,达到借拆迁向管理区要钱的目的。

      起诉书称管理区被勒索

      检方上述起诉书称,塞北管理区为平息上访闹事,找到贾文等人,劝阻他们停止上访闹事,贾文等向管理区提出了7人每户房屋补偿款要求达到20万元的停止上访闹事条件,后经交涉,迫于压力,最终塞北管理区同意了贾文等7人开出的包括房屋协议价在内每户达到16万元的勒索要求,至此上访事件平息。据司法文书,7人共计多得房屋拆迁补偿款616760元。

      检方下《不起诉决定书》

      今年5月11日,崇礼县检察院作出绝对不起诉决定。检方认为,贾文等在未签订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情况下,以组织部分拆迁户向上一级政府上访为由,索要超过管委会定价的补偿款,其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,行为情节显著轻微,危害不大,不构成敲诈勒索罪,依据法律规定,对贾文等7人作出绝对不起诉决定。

      日前,贾文等收到《不起诉决定书》。昨日,贾文在电话里告诉记者,涉事村民已重获自由,接下来准备对收审的10个月提出国家赔偿申请。

      【案件流程】

      2009年11月29日,贾文等人因涉嫌敲诈勒索罪被张家口市公安局塞北分局刑事拘留,同年12月12日被批捕。

      2010年1月8日,贾文等7人被公诉,崇礼县检察院认为,被告人贾文等7人“以非法占有为目的,采取威胁、要挟的手段,强索数额巨大财产”,其行为已触犯《刑法》,应以敲诈勒索罪追究刑事责任。

      2010年9月30日,贾文等被崇礼县法院取保候审,为期6个月。

      2011年1月28日,崇礼县法院对贾文等人解除取保候审,原因是公诉机关撤回起诉。


     

    评论:

    “敲诈政府案”撤诉回归司法理性
    http://hlj.rednet.cn/c/2011/06/03/2274336.htm

      2009年,河北张家口7名村民被指控为了“多领”拆迁补偿款,组织村民假上访“敲诈政府”。7村民“敲诈政府”案有了最终结果:贾文等日前收到崇礼县检察院《不起诉决定书》,检方认定7人不构成敲诈勒索罪,作出绝对不起诉决定。(6月2日《新京报》)  
      上访的理由各有不同,“敲诈政府”的罪名安置却都从来不缺乏案例。就在前两年,河南灵宝的王帅只因为在网上反映当地府违法拆迁的事,就被当地警方以“诽谤政府罪”为由,进行跨省追捕;同在去年,河北沧州农民因到北京反映诉求就被认定为“敲诈法院”或政府而获刑。这一次,同样是通过上访表达正常的拆迁权利诉求,张家口村民再获“敲诈政府”罪。尽管此事历经波折,但所幸,最终他们被检方作出绝对不起诉的决定,并有望申请国家赔偿,也算守得云开见月明。
      虽然我们不知道,当地检方最终撤诉的原因是什么。但从这一事例至少我们可以看出,司法只有回归了法治理性,才能最终抵达公正的彼岸。在此案中,检方此前的上诉书曾称,塞北管理区为平息上访闹事,找到贾文等人,劝阻他们停止上访闹事,贾文等向管理区提出了7人户房屋补偿款要求达到20万元的停止上访闹事条件,后经交涉,迫于压力,最终塞北管理区同意了贾文等7人开出的包括房屋协议价在内每户达到16万元的勒索要求,至此上访事件平息。
      这份上诉书的荒诞之处在于:民众反映正常权利诉求的上访,却被认定成了“上访闹事”;而通过谈判达成的赔偿协议,却又演变成了“勒索”。上访本是法律赋予公民表达诉求的合法权利,通过上访达成自己的权利诉求,也同样是公民的权利所在。但在一些基层政府眼中,如何应付上访的人群,却又往往成为最头痛的问题之一。为了阻止上访户们越级上访,为上访户配置“专人保镖”定点蹲守、陪吃陪喝者有之,将上访户们集中起来办“学习班”者有之,设置特殊“宾馆”软禁访民者有之,给上访户扎针送精神病院者也有之。正是在这样的基层法治生态下,“敲诈政府”罪应运而生。 
      有些基层权力者的逻辑很奇怪,当权力者有利所图的时候,基层政府就是高高在上的衙门;而当老百姓做出批评或者通过上访要求他们做出赔偿时,又立马变成了易受伤害的弱者,不是被“诽谤”就是被“敲诈”。可是,正如此前一些被判“敲诈勒索政府罪”的农民家属所质疑的那样:“有人敢敲诈政府吗?”从某种意义来说,选择上访,实际也是民众相信能从更高权力者那里,合法寻回自身权利的一种表征,既然对政府依旧怀揣希望,又如何敢动辄越界敲诈政府呢?  
      “敲诈政府”本就是莫须有的罪名。正因为如此,在“敲诈政府”罪横空出世,并遭受民意一片挞伐之声以后,很多这类案件最终都是隐匿在民众唾沫之后,悄无声息地不了了之。从此意义来说,此番张家口崇礼县检察院针对“敲诈政府案”,最终公开作出绝对不起诉的决定,这种纠错的态度值得激赏。它至少反映出,对一些案例的司法处置只有回到司法的场域中来,而不是权力动辄介入司法,这类判例才能真正回归司法理性,并抵达公正。
    [稿源:红网]
    [作者:李妍]
    [编辑:方天戟]

     


    “敲诈政府案”不能仅仅撤诉了事

     来源:大连晚报 2011年06月03日01:5

      2009年,河北张家口7名村民被指控为了“多领”拆迁补偿款,组织村民假上访“敲诈政府”。日前,该案有了最终结果:5月11日,崇礼县检察院作出“绝对不起诉”决定。检方认定7人不构成敲诈勒索罪,作出绝对不起诉决定。

      (6月2日《新京报》)

     


      马涤明 (内蒙 职员)

      检方认为,“情节显著轻微,不构成敲诈勒索罪”。言外之意,若是“情节严重”,还是构成敲诈勒索罪的,“敲诈政府罪”这个罪名还是存在。

      据法学界人士说,崇礼县公检法三机关创造了一个罪名“敲诈政府”。政府能被敲诈吗?法律人士说,政府不是自然人,所以成不了“受害人”,法理上不成立,翻遍所有的法律书籍和案例,全世界都找不到“敲诈政府罪”。

      然而,崇礼县发明了“敲诈政府罪”之后,很快成了“先进经验”山西吕梁市临县兔坂镇农民马继文因“敲诈勒索政府”获刑三年。在被监禁了9个多月后,被当地法院和镇政府人员在夜晚“偷偷地”送回家,但不解释马继文被突然送回家的原因。

     


      那么,崇礼县检察院的“情节显著轻微,不构成敲诈勒索罪”算不算一种“解释”呢?我看算。这个“解释”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:有“敲诈政府罪”,只是这7名被告人尚未构成罢了。

      在公众舆论铺天盖地的质疑与批评中,世界上仅有的两起“敲诈政府案”,一个“罪犯”被“偷偷送回家”,一个是检方对被告人不起诉,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是权力面对公众舆论与社会正义的低头。然而,两地司法机关都是采用迂回策略,一边纠正错案,一边又掩盖错案。或许我们该理解他们的难处,一旦承认办错了案子,就得有人出来承担责任;如果要办案人员担责,情理上说不过去。所以,“情节显著轻微,不构成敲诈勒索罪”,便成了掩盖错案的“遮羞词”。

      不管“诽谤政府罪”,还是“敲诈政府罪”,其实都是是权力整治“刁民”的欲加之罪,说哪里“发明”的罪名,不过是戏说罪名只是手段,安个罪名就能把人抓起来、判罪,才是问题的实质。

      社会总是一点一点进步的,也许我们该见好就收。然而随意编造罪名的问题,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,哪天天上会不会再掉下个“××政府罪”,就难说了。当事机关羞于认错,上级机关乃至最高司法解释机关不该沉默。

     

     

     

    “敲诈政府罪”善后:要清白还要追责

    2011-06-03 07:42:18 新京报 | 我来说两句 (0)

      ■ 社论

      检方不批捕或不起诉,只是还复了作为被害人的上访者的清白。如果那些隐身于“敲诈政府罪”背后的地方官员,不因恶行而受到惩治,类似的恶行绝难终结。

      《新京报》昨日报道,两年前,河北张家口贾文等7村民被控涉嫌“敲诈勒索政府”。而今,这起“敲诈政府”案有了转折。

      贾文等日前收到了崇礼县检察院的《不起诉决定书》。检方认为,贾文等在未签订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情况下,以组织部分拆迁户向上一级政府上访为由,索要超过管委会定价的补偿款,其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,行为情节显著轻微,危害不大,不构成敲诈勒索罪,依据法律规定,对贾文等7人作出“绝对不起诉”决定。

     


      检方撤诉本来是好事,但让人不解的是,“行为情节显著轻微,危害不大”竟成了“不构成敲诈勒索罪”的理由之一。依此逻辑,是否“行为恶劣、情节严重、危害巨大”,“敲诈政府”就可以成罪呢?

      敲诈勒索罪的成立,一要以非法占有为目的,二要对被害人使用威胁或要挟的方法,三要有强行索要公私财物的行为。而政府只具有拟制人格,并非自然人,当然也无法被“威胁”或“要挟”。“敲诈勒索罪”确实是刑法中明文规定的罪名,但“敲诈勒索政府罪”却是崇礼县某些官员的“创造”。

      但是,这样的“创造”并非崇礼县独家。仅最近三年来,至少在河北沧州,山西吕梁都曾传出“敲诈政府罪”的个案,这些个案的共同特点就是,被控者均为上访户。

      曾经,一些地方官员常用“诽谤(领导)罪”来对付上访者和举报人,舆论压倒性的批评不但使那些地方官员蒙羞,也令司法权威受损、司法公信流失。鉴于此,最高检曾专门下发文件,要求各地将“诽谤罪”的批捕权上提一级院办理。之所以有此对策,在于最高检正视了基层司法机关易受当地党政主要官员干扰的现实。由地市检察院来审查区、县报送的案件,虽不能完全杜绝外来干扰,但至少增加了地方官员干涉检察独立办案的难度。今天看来,“上提批捕权”这招虽然“笨”,却有效———“诽谤(领导)罪”此后很少再现于人们的视野。

     


      遗憾的是,一些地方官员打击报复上访人,并非只有“诽谤(领导)罪”一个管道,在“诽谤罪”之外还不断“开拓创新”,类似“敲诈勒索罪”等不断出炉。

      我们固然可以期待最高检继续因应时势变化,将“敲诈勒索罪”等案件的批捕权和起诉权也上提一级。但这种“道高一尺、魔高一丈”的你来我往,毕竟不是一揽子解决方案。当上访者为莫须有的“敲诈政府罪”付出了自由甚至是血的代价,才引发媒体关注时,我们更应反思对责任人的惩处机制。

      对本案来说,检方不批捕或检方不起诉,只是还复了作为被害人的上访者的清白,却并未对隐藏其后的责任人以惩戒。如果那些隐身于“敲诈政府罪”背后的地方官员,不因其恶行而受到法律的惩治,类似的恶行绝难终结。

    (本文来源:新京报)

     

     

     

    “敲诈政府案” 撤诉之后的反思

    2011/06/03 00:00    来源:YNET.com 北青网  北京青年报   

      两年前,因被指控组织村民上访,向基层政府施压,由此“多领”60余万补偿款,河北张家口市崇礼县农民贾文等7人被诉“敲诈勒索政府”。日前,崇礼县检察院作出绝对不起诉决定,认为贾文等人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,行为情节显著轻微,危害不大,不构成敲诈勒索罪。

      这起“敲诈政府案”以检方撤诉、纠错暂告段落,但是,其他地方的一些情节大体相同的案件,被告大多已经被法院判处了有期徒刑。对于这类“敲诈政府案”的内在机理与成因,还需要进行深入的探讨和反思。

      在媒体的报道中,这类案件的被告是以“敲诈政府罪”被起诉或获刑的。其实,在司法机关的认定中,这些被告以去上级政府上访为由,对基层政府形成某种威胁、要挟,他们或者为“多领”补偿款,或者收取了政府的“息访费”而暂时息访,都符合《刑法》安卓“敲诈勒索公私财物”的规定——检察院和法院并没有生造一个“敲诈政府罪”,而仍然以“敲诈勒索罪”追究被告的刑责。这类案件的关键,并不在于司法机关能否生造“敲诈政府罪”(至今未见生造此罪名),也不在于司法机关该不该以“敲诈勒索罪”追究上访群众的刑责,而在于基层政府为何能够被上访群众“敲诈”。

      在现行信访政策下,上访群众、基层政府和上级政府之间,形成一种以“怕”为特征的微妙关系。首先,群众“怕”基层政府,因为群众遇到的问题、遭受的冤屈在基层很难得到解决,他们深知自己在基层范围怎么也“斗”不过政府,于是他们选择了上访。其次,基层政府“怕”上级政府,这是由长期以来的政治现实和行政格局所决定的,在群众上访的问题上,上级政府可以通过政策手段向基层政府施加压力。再次,上级政府“怕”上访群众,认为群众大量上访会损害政府形象,影响社会稳定,因此千方百计要减少群众上访,包括采取各种“管用”的手段控制群众上访的数量。

      在以上三方面关系中,上级政府的态度至关重要。由于对群众上访问题存在如是认识,上级政府向基层政府下达了严格的信访控制指标,并将指标完成情况与政绩考核甚或“一票否决”挂钩。对基层政府而言,这是一把致命的“杀手锏”,他们必须穷尽一切手段控制群众上访,否则就会被上级追究责任。时间一长,一些上访群众看到了个中“玄机”,认识到自己上访也能让基层政府“害怕”,能够对后者构成“威胁”,少数上访群众以此为条件与基层政府谈判,迫使后者支付“息访费”,或答应其他条件。只是他们没有意识到,这样做大有被认定为“敲诈勒索”的危险。

      要避免上访群众“敲诈”基层政府,首先,上级政府需要改变“怕”群众上访的传统观念。一方面,要通过正常的政治传导和行政管理手段,敦促基层政府认真解决群众的问题,从源头上减少群众上访。另一方面,要通过制度改革和创新,由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、上级政府向基层政府下放一定的权力和资源,推动地方形成良性的社会政治生态,推动基层形成完善的自治格局和治理状态。做到这一步,群众的许多问题就能在基层和地方得到解决,群众上访将大为减少。

     


      在此基础上,上级政府建立起对群众上访的理性认识,不再向基层政府下达信访控制指标,基层政府也不必以严控群众上访为要务,群众上访也就不再对基层政府构成“威胁”。群众将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,基层政府本来就是不必“怕”也不可“怕”的,通过加强基层自治,改善基层社会治理,群众的问题绝大多数都能在基层得到解决,再到上级政府和中央去上访,也就没有实际的意义了。

      智欣(北京 学者)

     

     

     

    杨涛:根本没有“敲诈政府罪”

    http://www.sina.com.cn  2011年06月03日05:28  中国青年报

      两年前,因被指控组织村民通过假上访给政府施压而“多领”60余万元补偿款,河北张家口贾文等7村民被诉“敲诈勒索政府”。日前,贾文等收到崇礼县检察院《不起诉决定书》,检方认定7人不构成敲诈勒索罪,作出绝对不起诉决定。(《新京报》6月2日)

      “敲诈政府罪”并非河北崇礼的独创,2008年至2009年间,在河北沧州,至少有4名农民因到北京反映诉求而被认定敲诈法院或政府而获刑;2010年,山西农民马继文也因上访而被判“敲诈政府罪”,获刑3年。

     


      蹊跷的是,在诸多“敲诈勒索政府”案中,当初有关部门高调立案侦查、逮捕、起诉、审判,但最后往往低调地处理、放人。2009年11月,沧州南皮县的两起“敲诈政府”案在河北省检察院关注后撤销;山西农民马继文在被判刑一个多月后,突然出现在家门口,让妻子和女儿十分意外;而张家口市崇礼县这起“敲诈勒索政府案”,在公诉一年多后,检方突然作出绝对不起诉,同样让人感到意外。

      不过,如果仔细分析,怪事并不奇怪。“敲诈政府罪”本身就是莫须有的罪名,因为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,对被害人使用威胁或要挟的方法,强行索要公私财物的行为。敲诈勒索总是要对被害人及其亲属的生命、身体自由、名誉等进行威胁,政府机关不是自然人,当然不存在“生命、身体自由”之类;政府机关由公民让渡权利而组建,天然地要接受公民的批评与监督,损害其名誉也无从谈起。有关部门给上访公民定“敲诈政府罪”时,本来就有些心虚,经媒体广泛报道,舆论猛烈监督,被高层领导知晓,当然也就只好偷偷地放人、静悄悄地撤案以息事宁人。

      遗憾的是,上述几起放人、撤案、不起诉的“敲诈政府”案中,没有一起是被法院明确宣告无罪的。有的判处有罪后偷偷地放人,有的判处有罪后撤案,有的提起公诉后撤回来作不起诉,法院从来没有光明正大地宣称,所谓“敲诈勒索政府”根本不构成犯罪,公安侦查、检察院逮捕是错误的。上述几起案件之所以作出对当事人有利的处理结果,只是根据特殊情况作出的特殊处理。

      这就意味着,倘若下次再遇到上访公民所谓“敲诈勒索政府”的行为,公安机关照样可以立案侦查,检察机关照样可以提起公诉,法院照样可以判决有罪。如果这些“敲诈政府”案没有得到媒体广泛关注,舆论没有进行监督,没有引发高层领导的关注,那今后的上访公民恐怕连放人、撤案和不起诉这样的幸运都可能错过。

      所以,河北崇礼对这起“敲诈政府”案作出绝对不起诉,只具个案意义。我希望这起案件不只是由检察机关作出绝对不起诉,而是由法院直接宣告无罪,并将其作为典型案例通报全国,以便给此后的类似案件作判例。   

     

     
     
     
     
    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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